一个永不停歇的发声体
一个且行且思的艺术浪子
雕塑会发声——
这是杨学军沉淀将近三十年寻找到的艺术语言。
1987年他从美院“出走”，
在广州雕塑院一待就15年，迷惘过困顿过所以决定走得更远。
“流浪”北美，有过挫折走过弯路，去而返，返又去——回去吗?回去吧!
2010年，“出走”二十三年的杨学军重新回到美院，
不是倦鸟知返，而是载誉而归，带着他的“声音”以及对家乡的“石头情怀”。
从杨学军的作品里，我们读懂了生活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发声体;
而在他的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且行且思的艺术浪子。
杨学军
1979年就读广州美术学院附中;1983年就读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1985年作为交换生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学习一年;1987年广州美院毕业后，在广州雕塑院任专职画家。2002至今常年奔走于国内与美国之间;2010年，归国成为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现为美国政府注册雕塑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城市雕塑设计资格者、中国雕塑学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委员。
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们前往广州小洲艺术区采访雕塑家杨学军，在去之前并不太清楚他工作室的具体位置。到达艺术区，就如同玩一个寻宝游戏：当出现一个标志时，就顺方向往前行，或者拐个弯，记不清第几标志出现时，我们的目的地——杨学军工作室到了。而这个引领我们“寻宝”的标志，正是杨学军以不同尺寸立于艺术区里的作品《天籁之音》。
一位艺术家被世人记住大多源于其杰出的作品。杨学军也不例外。2010年对杨学军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铜雕作品《同一首歌》被波士顿市政府收藏，并放大安置在当地的城市中心广场，也是历史以来第一件“落户”波士顿的中国雕塑家作品。这件完成于2006年的作品，其实原作早在2008年已作为北京奥运前夕首批入选的4件雕塑之一，收藏安置在中国国家大剧院。
同样的荣耀出现在2011年11月，杨学军代表华人艺术家，作品《开路先锋》和《山沟沟》再次“落户”美国，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国家公园的中美雕塑园(Chinese—US Sculpture Park. Kansas City)落成。由此打开了杨学军艺术历程上更为广阔的国际化之路。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除了个性鲜明的作品外，印象深刻的还有杨学军的如浪子般的艺术造型以及音域极广的嗓子。
“我喜欢声音，只想保留声音。”这句话，在采访过程中杨学军强调了好几遍。他甚至当场对着以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为创作原形的雕塑作品《天籁之音》，同样伸展双臂，同样昂头高歌，只是一个是被隐去了五官只剩下嘴巴的铜雕发出的，令人想象的声音;而另一个则是从有着丰满表情的人发出的嘹亮声音。在想象与真实间，把听者带到一个从未到过的音乐世界。
只有热爱到极致，才会无止境投入。无论是真诚、执着、富于美好的想象，还是澎湃的激情，都不藏着掖着，更不会无病呻吟。我知道杨学军就是这样的人。
杨学军大多数的作品都与梦有着情结，比如早期作品《梦断家园》，正是出至于这一情怀，后来的系列作品，如《同一首歌》、《故事里的树》、《月亮之上》、《金色年华》、《梦不醒的季节》、《隐形的翅膀》等，也因梦而诞生。杨学军说，每次新作萌芽前，他都会经历过一个几乎梦牵魂绕的过程，激动、灼热、坐如针毡，这种感觉在全身里持续几天的翻腾，“我感觉到它的来临,就像一个女人快要生下孩子似的,我激动地、快速地、不须商量地把它干了下来，也许是一整天地干，不吃不喝，也许是一个小时，一气呵成!我感应到出现灵性的鲜活能在梦中遇到，从梦中觅到原本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又借着雕塑为载体还原到现实中来。”
这个出生于广西的“柳州仔”，“奇石之都”令他在冥冥之中与形体感强烈的东西结下缘分;而在广州美院附中的那四年扎下了坚实的美术功底，后来作为交换生，在建筑学系学习的一年时间里，井喷般打开了心中那道形体与空间微妙关系的神秘大门，顺理成章地在广州雕塑院进行十多年的城市雕塑创作，之后的北美游学并没有想象中完美，失落与沮丧是有的，反而更坚定了自己要走路。
不断的感悟使杨学军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虚实、简约、似与不似之间的描绘，一气呵成，在大写意、大体量中略加细腻，产生美感，极具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雕塑大师梁明诚这样评价杨学军：“我从杨学军的作品中看到一种灵性、一种鲜活、一种美好，他的作品过目不忘，深受很多人青睐。他热情、坦诚、乐观，他气质很好，技巧很高，出手很快，他的艺术才华是从骨子里溢出来的。”
“雕塑是存在于建筑空间里的重要灵魂”
扬学军对在建筑学系学习的那一年总怀在有特殊的感觉。回忆起那段日子，他感慨地说，如果没有那一年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作为交换生的学习，他的作品风格，甚至是艺术方向也许都会被改写。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的潘鹤提出“雕塑的出路在室外”的观念，同期创作了《开荒牛》、《珠海渔女》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城雕作品，成为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的领军力量。如何把城市雕塑与环境相融，增强雕塑的空间感，是当时城市雕塑建设必须思索的重要问题。恰逢“85思潮”运动，新美学概念仿如一阵清风吹来，潘鹤再次提出改变岭南雕塑界走向的历史性建议：建筑学系学生与美术学院学生交换学习!当时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的杨学军，作为雕塑系一员，来到华南理工建筑学系学习，为期一年。
建筑必须重视两大特性：功能与美感。这与城市雕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它们是姐妹，”杨学军说，“雕塑是存在于建筑空间里的重要灵魂，必须读懂建筑语言、空间语言、环境语言，才能做出更好的城市雕塑。”
正是这一年对建筑、环境、空间语言的扎实基础训练，影响较近的，就是毕业后，杨学军顺利进入广州雕塑院成为一名专职雕塑家，主要从事城市雕塑创作与设计。远则影响了杨学军一生的雕塑创作之路，后来发生的一切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同一首歌》“落户”波士顿城市中心广场、《开路先锋》、《山沟沟》“落户”美国堪萨斯州国家公园的中美雕塑园，甚至《天籁之音》可以以不同尺寸放置于不同空间……这些作品，不是专门为某座城市或某个公园设计，置于其中，却丝毫不显突兀，轻易与环境相融，呈现出平易近人却有又一定美学审美水准的感染力。
如果说在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几年与华南理工建筑学系的一年，是杨学军的学习阶段，那么1987年美院毕业后在广州雕塑院成为专职雕塑家的15年时间里，则毫无疑问是杨学军的沉淀阶段。这段时间里杨学军学以致用，开放进行城市雕塑创作，作品散落到岭南地区的各大城市间，比如在1996年被杨学军昵称为《糖葫芦》的大型不锈钢雕塑，就安放在滨河大道的联合广场前。然而在长达十多年的沉淀后，杨学军开始迷惘，要想创新，想要在作品中有更强烈的个性化语言。“每个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走向国际，”杨学军说，“在积淀一段时间后，决定出去。”
“雕塑是存在于建筑空间里的重要灵魂，必须读懂建筑语言、空间语言、环境语言，才能做出更好的城市雕塑。”
——杨学军
“舍弃得越彻底就越好”
2002年，杨学军得到一张到往当下全球艺术前沿之地的“通行证”，前往北美继续艺术深造。然而当真正到往国外才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所适从，雕塑不同于绘画，雕塑还需要工场、工人等配套服务，在美国杨学军始终找不到国内这样一帮与自己磨合了将近20年的默契伙伴，使作品达到最好的呈现姿态。各种随之而来的烦恼及坎坷也使杨学军感到沮丧。此时杨学军才发现哪里是真正发展自己雕塑之路的最佳之地，他把大部分的创作移回到国内进行，而在美国更多是进行交流或创意构思等工作。
前路一旦畅通，创作上的奇思妙思也随之蜂拥而出。作品《梦断家园》2005年入选中国美术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国际艺术作品展”，紧而有力的手指、被淡化的五官、因惊恐而张大的嘴巴……这一切都生动地反映出战争时期人们对于危难的惊恐以及对家园的渴求。这件学生时间便开始构思的作品，终在经历十多年的积淀，后经西方文化冲击洗礼，最终得以真实完整地呈现，并得到了接连不断的惊叹与赞赏。
淡化五官，强调嘴巴传达声音，《梦断家园》只是杨学军寻求艺术个性语言的雏形，“舍弃得越彻底就越好”，杨学军脑中的这一概念开始越来越明晰，既然战争时期的题材可以单纯用嘴巴表达惊恐，那在和平年代同样可以用嘴巴传达生活的美好，于是“鹅蛋脸+鹅蛋嘴”系列创作诞生了——五官都被简略去，但不诡异亦不讨厌，《同一首歌》、《同一片蓝天》、《天籁之音》……不同年龄、不同国度、不同朝代的人物形象都出现在杨学军的作品里，而“昴头放歌”就是系列作品的共同特性。这个系列使人们在汗牛充栋的作品之林中一眼就可以认出这个“杨学军制造”的符号。
《同一首歌》完成于2006年。那时杨学军在美国，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同一首歌》。这首歌在国内时就听过无数篇，但从没有这一次在异国听到般感动他。杨学军还看到了街上小孩子奔走着欢呼着，就想，或者我可以用写意的手法在似与不似之间，刻画出那种纯净、执着、乐观，像小鸟一般的童心天国。当晚杨学军脑中一直萦绕着歌的旋律，还做了一个梦，梦到三个充满童真的同龄女孩，没有眼睛，没有鼻子，一切都集中在那张开的圆嘴巴上，她们张口向天高歌就像三只可爱的小鸟，通过歌唱表达着对生活对世界对一切的渴望。杨学军说，“后来在创作这件作品时一气呵成，半天下来就基本完成了泥塑像。然后我给工场的伙计们看，他们都说好——要知道，他们的审美追求，代表了中国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我决定做这样一件作品。”
2009年，杨学军无意中得悉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的生前逸事，深受感动，眼前一直浮现出帕瓦罗蒂的形象。于是，他以帕瓦罗蒂作为原型，经过一些抽象化的处理，画出了《天籁之音》草图：音乐家的面部仅仅突出了“0”型大嘴，其他的表情都省略了，“我并不是要创作一樽人物纪念肖像，而是采用的是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去创作出意味深远的作品。这件雕塑最主要的表现是声音，因为声音最能表现人与人之间沟通时的感情，声音能一下子吸引住人，其他的都可以省略。”
这一系列作品得到了国内外一致好评，纷纷评价：“这是会发声的雕塑，是不同年龄、不同国度、不同朝代的人对生活发出共同的声音。”最令杨学军最意外的是，美国著名雕塑家Mrs Mags Harri所说：“其实它什么都没刻画，只看到一张张小嘴，就能深深地吸引你的目光。他的风格与西方艺术家是截然不同的，可能这就是东方人所追求的‘似是而非’的写意手法吧。”这样的评价让杨学豁然开朗，“年轻时我们都想要向国际看齐，以为把国外的作品元素搬到自己作品中来就能创作好作品。其实不然。我们应该向国外艺术界学习的是领先的观念、开阔的思维，然后融入到我们自己原有的东西中去。这些年中西艺术交流的经验更令我坚信：我们与外国不是要走向统一，而更应坚持我们的区别。”
“这是一件无国界的优秀作品，像上帝使者传来的声音，它喻意深远、纯真可爱、不乏幽默，是美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所渴望和喜欢的。”
——波士顿市长汤姆斯•曼尼诺评价杨学军作品《同一首歌》
“这一系列雕塑最主要的表现是声音，因为声音最能表现人与人之间沟通时的感情，声音能一下子吸引住人，其他的都可以省略。”
——杨学军
“柳州仔”回归了!
2010年，杨学军受邀回到广州美术学院，成为雕塑系的一名教授。我们采访的这天，恰好有一名学生到这里来，亦师亦友般的交谈，可见杨学军对这份“差事”适应得很好。他说，他喜欢年轻人身上洋溢的激情与蓬勃的朝气，和他们交流的同时，也能打开自己艺术灵感的闸门。
另一方面，杨学军在艺术创作上的回归，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当杨学军在雕塑行档二十年追求各种现代形态材料、现代施工工艺的疯狂之后，加上近十年在西半球辉煌世界的踏足，见多了，看惯了，自然审美疲倦了，近年晚上睡觉做梦时，杨学军又会梦见家乡的石头，“小时候在河边、在公园，随处可见那些长得很奇怪的石头，我喜欢将一些我选定的石头放到水里再拿出来看，用手摸，滑滑的、润润的，很是舒服。有些石头还透出从没见过的好看花纹和图案，好像是活的东西，仿佛还会说话。有时我坐在树边看着怪石发呆很久很久，常常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忘记了。”
当那种久远的情怀再度被唤起，杨学军更坚定了这种不可复制的“生命体”的无穷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切入点，力求于探索尝试铜与奇石的相渗相融、相依相存、荣辱与共的创作理念。杨学军说，“一方面，铜的表现力在各种可做雕塑的材料当中可以说其感染力和表现力是最强的，特别是它满足了色彩的变化，趣味无穷，是一种有情感的、有生命的表现艺术载体。人们天性喜欢铜，喜欢零距离地触摸它、感受它，聆听它、保存它。此外，其可塑性和持久性都是无从挑剔的，是人为可操控性的工业制品。而奇石是以自然美为特征的，上苍赋予了它偶然天成的自然美,千姿百态、色彩艳丽、纹理诱人、富有韵律、妙趣横生。大自然赐给她的奇特造型和美丽图案，奇石没有丝毫人为造作，蕴藏于天地之间，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美景，那自然的神韵、那不卑不亢的性格，它是天然的、不可复制的‘生命体’，两者交融，可谓‘天人合一’。”
“我力求从其中表达一种似是而非的、写意的、浑钝的、时尚的、且具中国哲学理念和物我两忘的境界，给观者不仅是用眼去观赏形像艺术，而是用心去感悟其内在的鲜活和厚重。”说话期间，杨学军正后弯着双半卧躺在沙发上，披散的头发都被汗水弄湿了——我们的采访拍摄令杨学军做了不少高难度动作，每一个动作他一旦知晓摆位后就默默配合，没半句杂话。当拍摄稍稍放松时，他又继续说，“一件艺术品能让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们从中同时感受到其美妙并产生浮想、共鸣，或勾起美好往事的回忆，或唤起人对生命的渴望和理想的追求，如同爱迪生因发明电灯而给世界带来光明一样的重要，否则，艺术家那单薄的身躯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远不如一个民工来得实在。”
“一件艺术品能让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们从中同时感受到其美妙并产生浮想、共鸣，或勾起美好往事的回忆，或唤起人对生命的渴望和理想的追求，如同爱迪生因发明电灯而给世界带来光明一样的重要，否则，艺术家那单薄的身躯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远不如一个民工来得实在。”
——杨学军
杨学军创作自述
我为十九世纪那些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的
广东籍华工兄弟们而呐喊
当初搞这个创作的冲动是：2010年初，我在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街头阅读一份中文报时偶然被一标题给吸引了，写着“在美国铁路史上被誉为‘内华达山上的中国长城’——记洛杉矶长青公墓2010年3月8日为中国华工纪念墙揭幕”。我激动地读着每一个字，记得小时候，就听大人说“美国淘金”、“卖猪仔”，其实就是这段让中国人魂牵梦绕的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历史，有震撼、有悲壮、也有呐喊!这是一段我们华人为贯穿北美大陆，为美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悲壮之歌，是华工用血肉以及非凡的坚忍和意志，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筑建的钢铁枢纽。
此时此刻的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华工们象一群精灵般地游离于高山之颠，由仿佛感到巨人伟立于天与地之间的幻觉!我开始感动得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想象力，火急火燎地赶回广州工作室。
我要创作这一幕：令人望而生畏的海拔7000英尺的内华达和岩石山脉的塞拉岭上“合恩角”路段，山体全是坚硬无比的花岗岩，直上直下。幽深的河谷激流飞溅，险象环生，华工们头带广东圆形斗笠、神情坚定执着，后背上拖着一条小辩子，他们腰系绳索、身悬半空，用铁锤、铁撬凿出一条足够容纳铁路的石槽，要在无处立足的悬崖绝壁上开山凿石铺铁轨，用汗水和生命打通了崇山峻岭，将横跨美国东西的大铁路铺到了太平洋边上，完成他人(包括白人) 不可完成的任务，为美国的崛起鋪下了最重要的一条经济大動脉的伟大创举。
我试图用铜、用石、用冲动，去把他们的鲜血、汗水和泪水凝固成一座美国大铁路的丰碑，把我们华人先辈的血肉之躯塑造成这座丰碑下的基石和永存的精灵，将这种中国式的悲壮和英魂凝固到永远。